以学术研究与知识服务于公共福祉

渥太华， 加拿大 — 学术研究通常被视为仅由专业人士在大学校园中开展、并在期刊上发表的工作。但巴哈伊研究协会（ABS）五十多年的经验正指向一个更为开阔的概念：每个人都能以某种方式参与知识的创造，无数社会空间皆可成为严谨求索真知、增进人类福祉的场所。

这一理念贯穿了该协会第50届年度会议。本次会议于上月在渥太华举办，汇聚约 2100 名参会者。会议先期开设 16 场为期两天的专题研讨会，研讨领域涵盖医疗卫生、科技、传媒、教育、艺术、心理健康、科学探究以及社区参与式研究等众多方向。与此同时，全球繁荣研究所同步开展专项活动，组织 15 至 21 岁的青年群体，共同探讨他们的学业、工作、服务及社会生活贡献的相互关系。

各项工作的核心，正是该协会成立的宗旨。巴哈伊研究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沙布娜姆・柯伊拉拉-阿扎德对此阐释道：协会旨在为学者、专业人士以及其他感兴趣的参与者创造机会，将巴哈伊启示所蕴含的各项原则，与社会各界的学术及专业议题展开深度对话，为人类的这些实践领域带来启迪。

执行委员会秘书托德・史密斯强调，这种相互关联是双向的：借鉴不同学科广博知识体系中的洞见，反过来也能加深参会者对巴哈伊圣作的理解。

萨菲拉・拉梅什法代表美国巴哈伊总灵理会发言，阐述了该协会日益鲜明的知识价值取向：将严谨的学术思辨与灵性洞察力相融合，同时满足服务的需求，并在磋商中不断深化认知、增进理解。

她指出，知识是推动文明进步的资源。

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

值此五十周年之际，人们得以回望协会的发展历程，见证这份自创立之初便确立的宗旨，在岁月流转中不断焕发出更为丰富的内涵。

巴哈伊研究协会由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于 1975 年创立。彼时，加拿大巴哈伊社团正在探索，如何将巴哈伊教义中的洞见注入大学及其他高等学府的学术生活，形式包括专题报告、课程开设与学术讲席等。

次年，协会在安大略省博尔顿市的锡达格伦举办首届年会，共有八十人参会。自创立之初，协会便致力于促进对巴哈伊教义与社会现实议题开展严谨的学术探讨。协会几乎同步启动出版项目，为学术著述搭建传播渠道，使其能够触达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学术讲座与会议陆续走进大学校园，校园协会相继成立，学子们由此获得空间，依托巴哈伊的原则，思考其学业中涌现的种种疑问。

戴维・史密斯是协会早期建设的参与者之一，后来担任北美顾问团成员。他回忆道，自己曾心生期许：那些寻求破解社会与技术难题的人们，能够在高等学府的环境中接触到巴哈伊教义蕴含的洞见。他表示，协会最终成为了 “这样一个求知治学的载体”。

随着协会不断发展，践行这一宗旨的途径也日益增多。1981 年，协会的职责范围拓展至整个北美地区；次年，巴哈伊研究中心于渥太华成立。20 世纪 80 年代，一系列专题研讨会与对话交流活动陆续举办，使得巴哈伊的思想视角得以同各类学术成果、当代社会思潮相互参照探讨。1988 年创刊的《巴哈伊研究期刊》，搭建起另一套日趋严谨的学术平台，让学术研究既能滋养巴哈伊社团的智识发展，也能促进更广泛的学术对话。

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会议、出版物、校园项目以及学术对话不断迭代出新的形态。而驱动这一切的核心宗旨却在持续深化：巴哈欧拉启示中所蕴含的真知灼见，如何助力人类对知识的求索？

罗尚・达内什曾任执行委员会成员，他阐述了协会早期贡献的另一重要面向。在那个年代，波斯语与阿拉伯语之外，关于巴哈伊信仰的学术研究尚属稀缺，协会为此搭建平台，推动此类研究发展，并融入更广泛的学术对话之中。他谈到，协会自成立之初，关注点就不仅限于对巴哈伊信仰本身的研究，更致力于将巴哈伊教义与当代思想建立关联。

这一发展方向，通过各类出版物、学术会议以及跨学科学者交流得以落地体现。达内什博士指出，这些早期举措为巴哈伊思想与更为广博的知识领域搭建起一个个 “交汇点”。他表示，如今所见的更具参与性的研讨模式，正是建立在早期探索如何建立这种联系的工作基础之上。

皮埃尔-伊夫・莫凯亦是协会执行委员会前成员，现任卡尔加里大学荣誉退休教授。他回顾数十年来协会最为鲜明的特点时谈道：“在我看来，巴哈伊研究协会最可贵的一点，便是它始终勇于探索尝试。”

协会通过与巴哈伊各机构磋商，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力求让自身的工作顺应时代变化的需求。

因此，协会的发展并非仅仅是规模的扩大，更包含对学术研讨场域本身的重新思考。

朱莉娅・伯杰也曾担任执行委员会成员。她回忆起早年的一种交流形式：同一领域的数位参与者围坐开展所谓的 “鱼缸式对话”，结合巴哈伊的原则与实践经验，敞开探讨各自学科中的问题。

伯杰博士将此后的历程形容为 “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坚持迭代实践与反思沉淀”。这些相对朴素的开端，逐步孕育出如今常年举办、且在年会前夕开设的深度研讨会。

戴维・史密斯博士同样回顾了这一转变：会议形态从以专题演讲为主，逐步过渡到让参与者更积极地参与持续探究的交流。他谈到，协会如今愈发能够培育人们学会如何学习的能力。

在这一持续的进程中，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来自世界正义院于 2013 年致加拿大总灵理会的指引。这份指引鼓励创设研讨平台，让同一学术领域的学者审视各自学科内的主流话语体系；同时强调，当新一代青年投身人类各项事业时，协会能够作出的贡献。

彼时，全球巴哈伊社团依靠基层实践所培育的一系列能力——系统性行动与反思、磋商，以及将灵性原则运用于社会现实——正日益融入协会的工作方式之中。

社会学家、执行委员会成员玛丽亚姆・阿什蒂亚尼表示：“巴哈伊研究协会的发展演变，直接映照出协会之外巴哈伊社团正在建设的能力。”

她解释道，社区建设与社会行动项目所积累的经验，为我们揭示了灵性原则如何应用于现实生活，而非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经由这类实践所养成的磋商、学习与反思的习惯，反过来拓展了参与者探究自身学术与专业领域问题的思路。

有一则实例可以说明这种不断演进的学术模式是如何逐步成型的。托德・史密斯博士介绍了一个为研读某位科学哲学家著作而成立的读书小组。该小组最终发展成一项七人协作写作的项目：成员们在数年期间定期会面，互相审阅摘要、写作大纲和历次草稿，同时借鉴大型研讨会所产出的思考洞见。这一过程最终结出成果，六篇论文分两期刊载于《巴哈伊研究期刊》。

史密斯博士强调，这项工作的目标远不止于发表论文。参与者在实践中学习如何 “彼此扶持，共同打磨各自的文章”，将协作与磋商的精神融入学术研究的过程。

阿什蒂亚尼博士表示：“会议历来被视作本协会开展工作的主要载体”。如今，它日益成为一个转折点，全年推进的各项研究线索在此汇聚交融。

回望过去数十年间，另一项发展趋势日益清晰可见。该协会的长期合作伙伴邓肯・汉克斯谈到，“集体学习与协作空间开始扎根”，从而让更多人得以投身巴哈伊学术研究与知识创造的行列。

他表示，该协会依然重视学者们的专业贡献；而过去五十年来，一幅更广阔的图景已然呈现：各专业人士、青年学子，以及所有投身基层实践的人们，都能够参与到这一进程之中。

对常见议题的全新审视

本届大会所探讨的诸多实践案例，直观展现了这种更为广义的学术理念，以及参与知识创造的模式，如何在各个具体领域内得以展开。

阿什蒂亚尼博士指出：“要为社会的普遍话语作出贡献，意味着我们要在思想层面推动变革，因为思想塑造实践。”

某一学科对于人性、发展、权力、知识或是社会宗旨所持有的固有预设，会决定哪些议题被视作关键问题、这些问题该如何解读，以及何种行动方案被认为合乎情理。因此，将巴哈伊原则引入某一领域的探讨，并非只是在现有研究框架中增添灵性术语。有时，它甚至能够从根源上转变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本身。

与社群协同开展研究，而非对社群进行研究

地理学者兼教育工作者瓦伦蒂娜・穆拉利达兰主持了一场关于参与式行动研究（PAR）的研讨会。该研究方法能够让社群积极探究自身所处的社会现实，并思考如何应对他们所发现的现实困境。

她解释道，传统研究往往由高校研究者带着预设好的研究问题进入社区开展工作。她结合参与式行动研究领域学者的成果指出，参与式研究范式则认为，社区内部的居民掌握着源于自身真实经历的本土认知，这类知识无法单纯依靠外部专业力量替代。

巴哈伊信仰中人类一体的原则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念。穆拉利达兰博士阐释，这一原则能够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非此即彼的固有对立认知。

她表示：“在与社区协同开展研究时，并不存在内部人和外部人之分。研究者应当将自身视作社区的一份子，把社区面临的困境当作自己所要面对的挑战。”

与此同时，普遍参与这一理念，对研究中“正义” 的内涵也产生了影响。一项公正的研究流程，不能仅以最终的研究结论或实际效益来考量。它同时引出一系列问题：究竟是谁协助识别问题、拟定研究议题、解读现实经历，以及确定后续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穆拉利达兰博士指出：“由哪些人参与这项研究，对于实现公正的结果与公正的流程至关重要。”

采用这种方式开展的研究，能够助力培育社区理解并应对自身处境的能力，而不只是产出关于该社区的知识。

从个体健康到社会肌体的健康

人类一体的原则，同样指引着贾斯敏・米勒-克莱因亨茨在人口健康领域的研究方向。

米勒-克莱因亨茨博士是分子生物学家，同时也是执行委员会成员。她最初的研究方向，是研发针对一种侵袭性乳腺癌的治疗方案，该病症在特定女性群体中的发病率显著偏高。以往常见的解释，往往归因于血统，或是假定这些人群先天固有的某些特质。

但她表示，科学证据并不足以支撑这类推论。

巴哈伊视人类为一家的理念启发她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这些女性当时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而这些环境本身，是否会在人体上留下生物印记？

她的研究视角开始从人体内部的分子机制向外延伸，转向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与物质环境。研究考察人们获取营养膳食、优质教育、绿色空间等资源的机会以及各类社会处境，并探究由集体抉择塑造而成的生存环境，如何在个体的健康状态中留下烙印。

对米勒-克莱因亨茨博士而言，人类一体的原则并未直接推导出某项科学结论，而是帮助人们发现了另一个科学问题。

谈及将灵性原则运用于日常生活时，她说道：“这不能只是我闲暇之余的美好追求，它同样应当指引我提出研究问题。”

将研究视角从人体内部的生理变化，转向个体所处的生存环境，健康责任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单纯聚焦个体的研究模式，只会关注个人是否饮食健康或锻炼充分。而更广阔的视角，则将个体置于人际关系、制度、环境与社会抉择交织的网络之中，进而追问：整个社会对于培育健康的生存环境，应当承担怎样的责任。

揭示技术背后潜藏的预设

在关于技术的专题研讨会上，与会者也探讨了类似的隐性预设问题。

阿迪布・沙菲普尔是一名研究人工智能在疾病检测中应用的科研人员。他分享了自己在讲授生物技术课程时设计的一项练习：让学生识别所学技术当中潜藏的各类预设前提。

学生们的观察很快超出了技术性能的范畴。一名学生发现了一条隐含预设：无论生命质量如何，延长人类寿命本身就是应当追求的目标。另一名学生则提出质疑：如果不去考量更广泛的物质与社会影响，更高的效率是否就一定等同于可取的价值。

这项练习并未限定学生必须得出何种结论。它的价值在于，把那些看似纯粹属于技术层面的预设揭示出来。

沙菲普尔先生解释道，技术往往被人们视作中立的工具。然而在设计过程中，技术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一系列价值判断：应当优化什么、哪些需求值得重视、何为进步，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定义人类本身。

倘若人被主流认知塑造为消费者——其参与方式仅仅是接纳既有的成品，这一问题带来的影响便尤为深远。

巴哈伊理念将人类视为主角，拥有磋商、抉择，并为集体生活作出贡献的能力，由此开辟了另一种可能：社群自身将更有能力去思索，他们需要何种技术、用于何种目的，以及这些技术可能对人际关系和本土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沙菲普尔先生强调，这些案例虽尚属初步尝试，却揭示出一个道理：对技术作出抉择的有效参与权，并非只能掌握在技术从业者手中。

重审政治思想的出发点

迈克尔・萨贝特是政治学博士在读生，同时担任《巴哈伊研究期刊》主编，他协助主持了一场研讨会，探讨政治党派之争与两极分化的替代方案。

他解释道，绝大多数政治理论的出发点，都是被视作拥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体或群体。于是，政治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如何协商、平衡或是博弈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

而人类一体的原则，改变了这套政治思考的出发点。

萨贝特先生谈道：“倘若我们最初的预设……是人类一体，那么整场讨论便会建立在全然不同的立足点之上。”

他援引巴哈伊教义中将人类比作单一生命体的譬喻。生命体各个部分的需求虽各不相同，但一部分的福祉，终究无法以牺牲另一部分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将这一理念运用于政治思想之中，关注点便不再局限于相互竞争的群体如何争取各自的利益份额，转而探寻如何在整体福祉的框架之下兼顾多元诉求。

萨贝特先生解释道，巴哈伊的磋商原则正是实现这一转变的路径。磋商创造了一种交流场景，人们可以共同审视各方不同的观点，逐步凝聚共识，以此指引集体行动。正如他所言：“倘若人们秉持恰当的行事方式齐聚一堂”，便能够达成这种认知层面的统一。

日益壮大的贡献者群体

传媒从业者恩万迪・劳森认为，巴哈伊学术内涵的不断拓展，也体现在她自身与巴哈伊研究协会的联结之中。

她回忆道：“作为传媒从业者，我原本以为这个平台并不适合自己，于是便把自己排除在外了。”

直到有人鼓励她参与其中，她才接触到诸多协作交流的空间。在这里，她的专业经验得以投入严谨的思辨，去审视那些塑造传媒行业的各类预设。

今年，有一个细节令她印象深刻：一名十二年级的学生也参与到这场关于媒体与社会的研讨会当中。

劳森女士谈到，实践经验固然重要，但当行业新人能够与深耕领域数十载的前辈共同思辨时，整个领域的内涵便会变得更加丰盈。

这种代际交融的活力，同样体现在大会专为青年设置的特色议程之中。高中与大学阶段的青年与会者共同探讨：自身的求学之路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如何能够成为连贯服务生活的一部分，同时参与社区建设与社会行动。

霍达・法拉赫曼普尔是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成员，她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第一次参加巴哈伊研究协会大会的经历。在开幕式致辞中，她指出如今的年轻人拥有更多机遇，能够“在资深前辈的陪伴引领下”踏入学术与专业领域，锤炼严谨的思辨能力与清晰的思维，为造福全人类的共有知识宝库贡献力量。

托德・史密斯博士提出，巴哈伊研究协会论坛参与群体不断扩大的背后，是一种谦逊的姿态：与会者勤恳投入这项工作，同时将自己视为“行走在同一条服务之路上，每个人都能有所贡献”。